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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融,字文举,鲁国人。汉太中大夫,东汉末着名学者,“建安七子”之一。

纵观孔融一生,锋芒毕露、放荡不羁,真正让孔融死于非命的并非一时之失,而是长期以来恣意放纵、日积月累的结果。孔融有才,世所周知,但这个才是否用到正地方就不太好说了。据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记载,孔融十岁时曾经去拜谒河南尹李膺,因李膺乃汉代名人,非“当世大贤,通家子孙”,概不接见。到了家门口却见不到想见的人,于是孔融灵机一动对门吏说:“我,李相通家子孙。”门人见说,赶紧通报,等到了堂上,李膺好奇的问:“汝祖与吾祖何亲也?”孔融答道:“先君孔子与君先尊李老君,同德比义而相师友,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。”此言一出,李膺十分惊奇,过了一会,太中大夫陈炜也来拜见李膺。李膺就指着孔融说:“此异童子也。”也是陈炜看孔融年少,就漫不经心说了一句“小时聪明,大未必聪明”。本来是一句玩笑话,但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不知道孔融哪来那么大的气性,立即应声答道:“如君所言,幼时必愚浊也。”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,孔融的确是聪明绝顶,反应灵活,而由此也暴露出孔融的锋芒毕露和口下无德。

除此之外,孔融还有个毛病,私心太重。曹操用人,让孔融推荐,按说孔融真要念及国家社稷,就应该大公无私,举荐贤人,但孔融遍观左右,没有一人能入其法眼,最后偏偏推荐了自己的好友,祢衡。结果祢衡狂徒一个,裸身击鼓骂曹操,最终被曹操借江夏黄祖之手要了性命,祢衡死了,孔融也由此埋下了杀身的种子。孔融直言无忌,闻人之善,极力宣扬,面告其短,退称所长,知无不言以为己过,所以海内英贤都信任他,经常是宾客盈门,“坐上客恒满,尊中酒不空”。孔融的威望,终于使曹操采取了果断措施,使郗虑掲发孔融的“四大罪状”:一,在北海见汉室多故,招集徒众说,“有天下者,何必卿金刀。”又与孙权使谤讪朝廷,这是叛逆证据。二,身在公卿之列,衣冠有违礼仪,带头冒犯朝威。三,孔融曾说,“父之于子,当有何亲?论其本意,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,亦复奚为?譬如寄物缶中,出则离矣。”这些有悖人伦之说,是大逆不孝表现。四,孔融与祢衡相互吹捧,祢衡说孔融是“仲尼不死”,孔融的回答是“颜回复生”。

孔融的仕途并没有带给他多大荣耀,而他的落幕是以孝知名。孔融曲折的经历,诠释了一个书生报国,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剧,他的实践可以从三个方面总结:一,孔融就任一方,在大动乱中,虽然也曾整军备武,但看不出他的自卫能力,说明他缺乏军事才能,而他的要旨是,试图以兴学重儒,举荐人才,达到以文治乱的目的,结果证明,在乱世权变中,到处碰壁。孔融近乎荒唐的临阵对敌,又只能是屡屡败北。二,孔融在中央,无论是董卓还是曹操当权,他敢于不惧权势,直言不讳,嫉恶扬善,试图以自己意愿,匡正朝纲,这些都寄托着孔融济世的才识,低调处理马日磾、全力营救杨彪、对刘表知而不发,这些主张,应该说有利于当时政局的稳定,说明他在从政上还是有高明之处,倘若在治世时,说不定他会大有作为。《后汉书》说他,“负其高气,志在靖难,”就是这种寄托。三,孔融出身世家,正统思想根深蒂固,他与曹操,是同时代人,但他与曹操的政治取向,是截然不同,当初,袁绍、曹操初露头角时,有人劝他要结识一方,孔融深知袁、曹终要图谋汉室,怒杀其人,表明了他的立场。

孔融不具应变之策,仅以书生的热情,冲在治乱的实践中,实际上是志大才疏,注定要倒在强权下。反之,即使曹操不杀他,恐怕他也难有作为。